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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村之變的文學書寫——讀報告文學《箐口之變》

郭勇是一個關注社會進程的青年作者,他的報告文學《箐口之變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。當下,脫貧攻堅作為中國最為艱巨的社會變革活動,涉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大業。郭勇以畢節市大方縣的鄉村箐口作為寫作藍本,以小見大,寫出了中國當下鄉村的新變化,表達了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。

報告文學是一種交叉的文體,具有報告與文學的雙重元素。不少人把報告文學寫成新聞報道,缺失文學的元素。而郭勇沒有忽略報告文學的寫作元素,力圖將文學與報告相結合,譜寫了一曲鄉村進程的交響樂。

真正的脫貧是從觀念變化開始的,有了觀念的變化,才會有生活的根本性變革。“此刻, 寒冷的會議室里,開會領導干部的心也越來越冷,就像漫天飛舞的雪花一樣很不安寧。接下來的發展之路該怎么走?這何止是箐口之問,也是整個貴州乃至全中國之問。”作者也在思考這個問題,脫貧,就是要找到貧困的因子,抓住貧困的病根,才能對癥下藥, 解決貧困的根本問題。

《箐口之變》以箐口脫貧攻堅進程為敘述路徑,表現了箐口近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全書以廢墟之痛、引鳳還巢、作風建設、借石攻玉、發動群眾、村企一體、三權分置、抱團發展、村規民約、村民自治、返巢之“變”等鄉村的變化經驗作為線索,書寫一個貧困鄉村的變化,同時也對時代發展進行了真情書寫。

箐口村地處偏遠,長期積貧積弱,要完成脫貧攻堅的任務,其難度可想而知。“箐”泛指樹木叢生的山谷,“口”則形容破裂的地方,合起來就是“偏遠、貧困、落后”的意思。

“祖祖輩輩都是這么過來的,要有辦法早就有了,老天爺不長眼,咱們村就是窮的命。”的確,火石坡組就是貧困的典型。20世紀90年代末, 整個火石坡組只有兩家人有平房(一層),其余的全是茅草房,寨子里全是爛泥路。箐口傳統生存方式讓人有些揪心:要吃大米,只能等逢年過節或者生病,而且只能背洋芋去賣,才能買回一兩斤;要吃水,就得去3公里外挑;要燒煤,就得去4公里外背?,F在,趕上黨的好政策,才有了變化的歷史機遇,如果不抓住這個機遇,恐怕箐口又會落伍。

報告文學不單寫事,還寫人。鄉黨委書記王炳發與村干部張凌等人,是貫穿《箐口之變》的中心人物,一個是發現人才, 另一個是實干人才。如果一個地方沒有“領頭羊”,是很難發展的。通過這些人物的描寫,作品的主旨得到了體現。

窮則思變,應該是一個地方發展的內生動力。一個地方的發展與當地領導的觀念密切相關。“引鳳還巢”中,作者對鄉黨委書記王炳發上任前后的內心矛盾有這樣的描寫:“王炳發久久不能入睡,在‘得’ 與‘失’之間,他反復掂量著、盤算著:他心里明白,只要接過這頂烏紗帽,必然要承受太多、太大的壓力,心里泛起一陣隱痛;而隱痛背后也升騰著一種激動,那是他從未對人言說的心愿。”作者寫得比較真實,把一個人寫活了。到貧困鄉鎮當干部不是一件簡單的差事,得經受相當嚴峻的考驗,但他們都勇敢地接受了這種考驗。“第二天清晨,王炳發就帶著組織委員和包村干部陳玉琴到箐口暗訪。他要求,要一戶不落全部走訪,對走訪發現的情況及時分析、總結。”

一個地方要改變,基層干部是一個關鍵。王炳發認識到了這個問題。“基層強不強,關鍵在頭羊”。一個好的“領頭羊”,能夠帶好一支隊伍,建強一個支部,干出一番事業,惠及一方百姓; 反之,必然說話無人聽,辦事沒人跟。

《箐口之變》中另一個關鍵角色張凌,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。他是大學生,在外打工,又在貴陽開有自己的公司,他是一個放棄“小家”為“大家”的典型人物。通過對張凌的描寫,一個農民之子的感恩意識躍然紙上,因為張凌沒有半點雜念,有的是回憶和感恩。文中,張凌說過這樣一段感人肺腑的話:“每當想起家鄉,我的眼睛就會忍不住流淚,那是因為我曾經和他們受過同樣的苦。甚至可以說,我受的苦比他們現在還要多。為什么我選擇回來,那是因為如果沒有他們曾經的幫助,我就不會有今天。”

“對話還在繼續,窗外的雨依然滴滴答答地下著,半點停的意思都沒有。寒風無情地吹亂了箐口村老百姓的滿心焦慮,更多的是滿腔愁霧。”對話氣氛描寫淋漓盡致,有一種悲情,也有對鄉村未來的憂慮。作者就是從小處著眼,力圖表達自己的寫作意圖。

“箐口村采取‘黨建引領、村企一體、抱團發展、共同富裕’的發展模式,大力發展新型農業,以此讓每一個老百姓在參與度中獲得滿意度,在付出感中獲得回報感,在脫貧攻堅的戰役中實現黨與人民的血肉聯系。”這是一個鄉村發展的基本經驗書寫。一個地方的變化一定有它的模式,同時具有個性特色,作者顯然是基于這樣的思考而寫作。“消滅貧困,同步小康”是他們共同的目標。每當與村民對視,心中都是滿滿的自豪,因為今天所發生的一切,都飽含著村民深深的期盼。每個變化的背后,都書寫著他們為民服務的忠誠信念。

張凌是一個時代鄉村改革者的典型人物,是一個地方變化的核心人物,作品不少筆墨都落在他身上。報告文學將事與人物有效地銜接在一起,才使作品更具有可讀性和感染力。報告文學不是羅列數據,不是一些事件的堆砌,而是把人物放置在事件的進程中,使作品更具文學色彩。

“箐口村采取‘村企一體’的模式,注冊成立了村集體公司——貴州聚合同步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,公司下屬8個專業合作社相當于8個子公司,由村干部和致富能人負責,按照產業規劃,發展種植業和養殖業。”這就是一個傳統農耕鄉村的變化,鄉村“土地的三權分置”,讓讀者看到箐口的真實變化。在調整產業結構過程中,箐口村村支“兩委”按照“黨支部管公司、公司管合作社、合作社管群眾”的“三級”管理模式,將農戶“三權分置”出來的資產,進行統一規劃、統一經營、統一實施、統一銷售,從而實現抱團取暖、共同富裕。

箐口村從物質文明建設到精神文明建設都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,這些變化從“村規民約”“村民自治”中體現出來,盡管這些舉措在發達地區司空見慣,但在長期落后的箐口確實是十分可喜的變化。作品的最后還是落腳在返巢之“變”:“箐口村以‘新時代農民講習所’為載體,把以往懶散的村民發動起來,實行‘黨建引領、村企一體、抱團發展、共同富裕’, 黨支部建在產業鏈和村民小組上,帶領村民改思想、抓產業、辦公司、闖市場。”我們有理由相信,“箐口之變”將在古老的箐口一直延續下去,讓這里成為貴州乃至中國鄉村發展的縮影。

責任編輯:羅星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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